美元主导地位依然稳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随着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遭遇了两大挑战：日元国际化趋势和欧元的出现。如果说日元国际化是美国为平衡两国经贸关系而推动的政策举措，那么欧元区的创立则让各国对更加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充满期待。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欧元区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14%）超过了美国（11%），但美元作为唯一全球货币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来看欧易交易所，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构成了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体系。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2020年3月，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占比为44.10%，欧元为30.84%，人民币为1.85%，在全球结算货币中排名第五。但如果从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占比来看，美元占比为85.83%，欧元为6.54%，其次是人民币，占比为2.40%。从货币的储备功能来看，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构成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体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四季度，美元资产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高达60.89%，欧元资产占比为20.54%。人民币虽然目前在SDR(特别提款权)占比上位居全球第三，但在各国公布的储备资产中仅占1.96%，排在日元和英镑之后。从外汇交易量来看，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瑞士法郎和人民币是全球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美元在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为88%，欧元占比为32%，日元占比为17%，英镑占比为13%，人民币占比为4%，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格局。
从时间上看，国际货币体系的三个方面（国际结算、资产储备和外汇交易）都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尽管美国经济和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不断下降，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似乎不可动摇。美元兼具“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双重性质，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其他主权货币能够做到这一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暴露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货币供给机制的缺陷，美国仅向其亲密盟友提供紧急流动性，虽然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一定变化，区域金融安排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显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
数字稳定币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
变革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如果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各国货币很难取代美元，但数字货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虽然从1982年David Chaum基于电子邮件可签名加密提出加密货币至今已近40年，而受到广泛关注的典型数字货币比特币也已问世10余年，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而言，2019年风靡的全球数字稳定币倡议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制度选择。
从经济基础来看，决定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全球货币的因素主要有三：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和稳定性。日元在国际化的关键时刻缺乏一定的开放性，欧元受制于政治框架，在危机时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安全资产。然而，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困境的特里芬通过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即便新兴的霸权货币美元满足了以上三个要素，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取代失效的霸权货币英镑。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惯性依然如故。
有意思的是，阻碍新主权货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正变得越来越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结算的需求不再集中在企业、政府等大型全球贸易和金融参与者身上。历史上，不依赖实物货币的国际结算出现在服务于进出口商的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而伦敦则凭借出色的贸易融资服务推动了英镑的国际化。对于这些大型参与者来说，转向国际主导货币的成本是巨大的——新的定价标准、新的风险头寸以及处理旧主导货币储备所面临的损失。因此，过去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容易维持现状。在今天高度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个人消费者对国际结算的参与度大大提高。 全球互联网用户和跨国旅行者的数量在过去15年翻了一番，跨境电商让每一位消费者都直接参与国际结算，并因此感受到了传统国际结算体系的缓慢和高成本（如货币转换费）。个人消费者对某一主导货币的粘性远不如大参与者，相反，他们对交易成本更加敏感，因此更容易被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所吸引，而转换支付方式。从国内经验来看，足以衍生出以个人消费者为基础的新型支付体系（如中国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增长和M-Pesa在肯尼亚的扩张）。因此，个人跨境支付的活跃为国际支付货币打开了潜在的竞争空间。
第二，大型科技公司已经超越主权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服务网络。如果按体量来算，全球前100个经济体中有64个是公司，而不是国家，这其实体现了人类经济行为组织方式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让承诺保持稳定价值的数字稳定币有可能超越现有主导货币的网络优势，而日元或欧元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以欧元为例，即使在已形成单一货币区近20年的欧元区内，也有整整40%的网站只向国内消费者销售产品，与此同时，只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从其他欧盟国家的电商购买商品。但如果考虑数字稳定币Libra的前景，哪怕只是基于全球16亿用户，一个庞大的国际结算网络也将瞬间形成。 对于其他类型的数字稳定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的数字稳定币，这样的网络机会也没有消失，某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也可以让有政府背景的数字稳定币拥有这个庞大的网络。
第三，绝大多数生产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和非货币霸权的发达国家更有动力接受主要支付体系的变革。与一战至二战期间各国并未认识到金本位的缺陷、大多配合英国政府维持金本位的努力相比，现在各国充分认识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期待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均衡、多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缺乏便捷、成熟的支付体系，数字支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益处；在接收国际汇款方面，世界银行2017年的调查指出，每年6000亿美元的国际汇款平均成本高达6.84%，基于数字技术的国际支付体系的改善无疑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最后，当前受美元全球流动性收缩与扩张影响较为深远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是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稳定的全球流动性安排也受到它们的欢迎。
总结数字时代影响一个潜在国际货币成败的因素，制度惯性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但稳定性仍是重要因素。因此，像比特币这样缺乏价值锚的数字货币很难成为国际货币，但数字稳定币确实对现有货币体系构成了挑战。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
当然，数字稳定币的崛起也受到各国金融监管、隐私保护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演变，笔者选取保守、中立、激进三种典型情形，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最保守的情景无疑是国际货币体系维持现状，但跨境支付体系效率大幅提升。数字稳定币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发生在边缘地带，但其运作的法律基础依然是各主权国家内部的法律框架。对于私营部门发起的数字稳定币而言，证明数字稳定币符合反盗窃、反欺诈、反洗钱、反操作风险、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成本可能高得惊人，以至于大多数项目无法落地。但私营部门的努力会让各国央行意识到改进现有支付体系的技术空间和必要性，从而加大相应的技术投入，加速数字支付技术的普及。以隐私保护先行者欧盟为例，欧元区于2018年11月推出了TIPS系统，允许支付服务提供商全年全天候为全欧洲消费者提供实时转账服务。
中间情况是各国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借助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网络，形成数字版特别提款权（SDR）或“合成霸权货币”（合成霸权货币的提出者是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凯恩斯在二战后设计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时，曾提出过一个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案okx，以主要国家联合信用的产物作为国际货币的锚。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每当经济学家思考如何修复以霸权货币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时，全球合成货币总会成为一个自然的思维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也采用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其内部对成员国的一套核算方法，但使用的规模和范围相当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曾表达对SDR扩大使用的期待，但10余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今，全球许多央行都致力于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走在主要国家的前列，并开始进行落地实验。此前，乌拉圭央行和瑞典央行也分别对“电子比索”和“电子克朗”进行了相应的实验。英国央行也从明确表示暂时不考虑央行数字货币，转变为积极考虑。欧洲央行联手日本央行研究分布式账本（DLT）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在应用，成为主要经济体携手发展基于共同技术标准的区块链金融基础设施的典范。 类似的国际合作在加勒比国家更为突出——他们正在开发未来将共同使用的法定数字货币。
最为激进的场景，是著名宏观金融学家K等人提出的数字货币区（DCA）。该场景更接近哈耶克所描述的货币竞争格局，即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既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不同的数字货币相互竞争。但与哈耶克理论不同的是，由于单一的数字货币区往往产生于一个综合的多元化业务平台上，平台的网络效应对消费者采用的数字货币的影响会大于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胀）。此时数字货币的竞争更多的是其所依赖的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之间的竞争。同时，由于数字货币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网络的重要性，国际货币领域的“赢家通吃”局面可能会被弱化：以中国的情况为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同时存在、长期竞争的数字支付网络，消费者会同时停留在多个数字货币区，并根据需要方便地进行切换。 由于数字信息服务网络在各国也存在天然的分化，特别是在隐私保护、信息提供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监管框架（如欧盟的GDPR），基于现有服务网络的数字货币区并不能自然形成全球货币。相反，更有可能的是将一些现有的地理分化结合起来，形成区域性的数字货币区，继续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私营服务网络提供商以及各种因素的交织，一方面可能导致小型经济体货币主权的丧失，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分化。这是未来国际货币金融版图中最极端的情况。
数字经济的发展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就连最需要国家信用的制度安排——货币体系，也受到了数字服务平台（如Libra）的挑战。相较于稳定且大多有效的国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的潜在挑战最大。许多实体、政府、NGO（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也都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机。数字经济时代从边缘打开了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可能性，也将隐私保护、个人全球化意愿等此前并非主要问题的因素推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中心，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国际货币体系版图。无论这张版图有多广阔，各种可能性之间的演进有多复杂，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寻找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支付体验，才是在未来潜在的货币竞争中保持国内外优势的路线图。
（作者为数字资产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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