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数字中国建设的新契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产物

qer1232024-07-29 08:39:0928

近年来,我国加快数字中国建设,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新一代货币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历史机遇,2021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发展进展白皮书》,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大至17个省(市)26个地区。准确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货币的社会历史性质,对我国构建新型货币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形态,是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化形式的当代货币,数字货币最早出现并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涉及数字技术、货币金融和货币数字化形态的货币,对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以“价值形态”“货币符号”“货币权力”为节点,从“逻辑前提”“历史生成”“本质视角”三个递进的维度对数字货币进行审视。

第1部分

数字货币的逻辑前提:商品价值的形式化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看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内在分离,只有通过商品交换这一社会抽象机制才能实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化,造成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短暂而脆弱的合成,交换的“飞跃”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抽象的社会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意味着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的价值作为一种“难以捉摸的”关系对象,不可能在商品本身中把握。因此,商品必须与一切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后者的使用价值作为自身价值的表现。只有在货币形式(即交换价值)下,我们才能回溯性地把握其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要形式,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价值本身。只有在体现“综合社会关系”的货币形式下,商品的价值才能被理解。 内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商品的价值能够充分统一地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与商品使用价值丰富多彩的自然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的共同价值形态就是货币形态。

作为劳动交换关系在商品中的物理结晶,货币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具体体现,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转为市场交换形式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反转将进一步发展为对商品和货币物质性的崇拜。另一方面,货币“属于社会建构和组织的范畴”,它建构了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资本主义的具体运动,本质上就是为资本主义寻找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形式。当人们被强行卷入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关系网络时,已经默认货币可以作为一种“万能之物”,资本可以用来控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可以作为理性行为的逻辑框架。

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时代后,为了维系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仍然需要将资本逻辑嵌入数字空间。“货币不是物,而是它所替代的关系语境。”就此而言,需要建构为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可欲的贵物”,数字货币的历史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虽然数字货币借助数字技术完成了从物理有形到电子无形的跨越,但它依然是商品价值的具体体现,依然占据着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依然遵循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一切物化都是忘却”,一切形式化都是对本质的遮蔽。价值与劳动的真正关系再一次被数据化地模糊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操纵和剥削被掩盖在“无形形式”之中。

第2部分

数字货币的历史生成:货币形态的符号化

货币虽然为解决商品内部矛盾创造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外部矛盾。如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内化为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创造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与流通媒介功能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变化的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持货币的品质,才能真正代表价值,才能真实体现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生成货币符号,才能充分润滑交换,才能完美地适应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这种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构成了货币符号化的根本动力,使货币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实际联系日趋单薄。比如,货币基本职能中固有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升级为“特里芬难题”,即主权国家无法在扩大货币储备以满足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同时,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先兆,新帝国主义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价值锚定的作用,推行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主权货币霸权。当货币的可兑换性在事实和观念上不复存在时,货币不再依附于事物的存在,而成为一种非现实的符号。

随着货币的符号化,资本主义把货币基本职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不同货币之间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金字塔,数字货币处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新发展。正如齐泽克所说,只有数字化的“赛博空间”才能为“无摩擦资本主义”提供框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由数字代码编织而成的空洞符号王国,在这里,物理空间中的劳动、知识、技能可以转化为数据代码,在数字空间中再生产,在这里,数字货币充当着数据商品世界中的“大他者”,主宰着万物的存在意义。数字货币的诡计就是不断将自己掩盖在数字代码之下,以理想化的“平等”和“和谐”的形式消解人的主体存在,避免谈论形式之下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处境。 事实上,数字货币严重导致了真实人类关系的丧失和主观人格的阉割,使人仅仅作为“经济范畴的拟人化”而存在。

符号编码成为当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但“符号化改造”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伎俩。符号编码其实无法脱离客观物质生产,而客观物质生产才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数字货币必须不断通过信用机制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也体现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主权国家发展央行数字货币有多么重要。以数字货币Libra为例,每一种Libra数字货币都会有相应的价值。Libra背靠一篮子货币和资产,被吹捧为“超主权货币”,但从货币篮子的构成来看,美元占了一半的比例,刻意回避人民币,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数字货币,Libra暗藏着看不见的政治博弈和民族斗争,其数字外壳下隐藏着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

第 3 部分

数字货币的本质视角:货币权力的普世化

马克思在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分析中,已经发现货币具有“看似先验的权力”,是一种外在于人、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量,作为商品交换的普遍媒介,货币展现出“万能”的迷人魅力欧易交易所,成为“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品”。时至今日,货币金融体系依然是主宰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和神”,有效构建了“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主义治理秩序,通过各种光怪陆离的经济手段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和控制。从这个角度看数字货币,我们可以看到,挣脱物质属性束缚、实现“无摩擦”自由流通的数字货币,在本质上为货币权力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统治扫除了形式障碍。作为“符号的符号”和“符号的符号”,数字货币是马克思资本主义试图“抽象统治”的终极体现。

货币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和社会权力,是因为它占据了“欲望的不可能之物——现实世界的对象”的位置,也就是一般等价形式中的一般等价物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人之所以是国王,只是因为其他人以臣民的身份和他发生关系。”同样,货币之所以是货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物质属性,而是因为它在价值关系中成为等价物。这种不可能的欲望之物,其实揭示了人类社会维度的缺失: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独立的货币,货币才成为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人们才会疯狂地追逐它,试图弥合其私人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鸿沟。因此,重要的不是某物成为一般等价物,而是被某物填补的鸿沟。然而,由于货币拜物教的掩护,人们遵循等价原则,潜意识地认识到货币本身具有识别世界上任何丰富多彩的存在的神奇力量,“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 人们没有意识到金钱如何把日常生活塑造成商品世界,却时刻感受着金钱的力量,期盼着财富的增长。货币体系构筑了强大抽象权力的祭坛,点燃了人们对社会地位、权力、声望的渴望,使人们深深陷入资本逻辑的围城之中。

数字货币将货币抽象的统治权力延伸到数字空间欧易交易所,推动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统治。传统货币体系的升级和数字货币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统治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无限扩张。数字货币的未来必然会从发行到应用形成丰富的产业生态。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奴役。正如今天的互联网金融所体现的那样,资本依托数字支付平台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们的投资偏好和消费水平。数字时代看似赋予了我们更大的选择自由,但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了它的统治秩序之中。正如德勒兹所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再通过监视,而是通过不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的控制社会。”

以货币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形成、普遍发展和无限扩张,都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恶的无限性”。高度商品化、货币化的世界,最终指向一个充满符号意义的单一、空洞、虚无的世界,也就是数字货币的符号世界。经济现象背后总有政治因素,各国积极发展数字货币的现象背后,是主权国家、区域组织、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数字货币本质上体现的是数字化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因此,要打破新帝国主义霸权所制造的技术壁垒,有效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被形式所蒙蔽,把握货币与价值的真正关系,并在经济中积累和强化社会主义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和时代需要,也体现了一个大国为创造更加合理、平等、多元的世界秩序所应尽的责任。

(作者是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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