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央行召开视频会议部署2019年下半年重点工作欧意交易所，提到“加快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步伐”。
8月10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发表法定数字货币主旨演讲时表示，“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相关人员就一直996工作，开发相关系统。”
8月21日，央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全文发布了穆长春关于数字货币的讲话。同时发布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于2018年1月发表的《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思考》一文。两篇文章展现出高度一致的思路，并概括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几个重要特征：现阶段欧意交易所，央行数字货币是M0（现金）的替代品，而不是M1或M2；央行不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是会采取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将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推出还没有时间表，还会进行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过程。
央行密集表态，表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迫在眉睫”，但央行为何有动力发行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呢？
对此，英国非营利研究机构Money在近日的一份报告中给出解释，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使央行货币政策在“负利率”下更好地运作。
这里的“负利率”是指在一定经济时期内，存款利率（通常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小于同期CPI涨幅。此时居民的银行存款随着时间推移而“缩水”，购买力会逐渐下降。实行负利率政策的目的是增加银行囤积现金的成本，变相鼓励消费和借贷，引导资金回流市场，带动经济发展，为经济平稳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欧元区、日本等国家都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于2014年6月推出负利率政策，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1%，希望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放的超额准备金收取0.1%的利息。
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没有实行负利率政策，但始终处于负利率区间（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0%计算）。
图：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负利率”走势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零一智库整理
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国家，负利率政策不仅未能鼓励人们增加支出，反而迫使人们将现金存放在银行以外的地方。日本自实施负利率以来，人们选择将现金留在家中，导致保险箱销量激增。
可见，现金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负利率”的运用，影响对经济和消费的刺激效应，因此部分央行提出废除实物现金，考虑以数字货币取而代之。
早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就表示，当经济出现通缩时，央行会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负利率政策，但现实中，由于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而不是把钱存入银行，因此负利率政策的效果往往有限。如果发行数字货币，流通中的现金量将大大减少，人们的钱就都存在自己的账户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负利率才能发挥更大的刺激经济和消费的作用。
假设该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有进入衰退的迹象，央行会通过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当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时，这样的货币政策就会遭遇“零利率下限”的约束。
“零利率下限”是指央行短期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的状态。当央行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很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流动性陷阱会导致货币政策失效，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都无法刺激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等人撰文指出，从长期来看，“考虑到金融危机并非百年不遇，未来当全球再次遭遇通货紧缩衰退时，突破存款利率零下限的负利率政策或将成为重要应对措施”。而且，“强有力的负利率政策需要央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金，并将央行数字货币利率设定为负值”。
随着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的广泛普及，日常生活中现金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代表人们当前的购买力，是作为交换媒介使用的货币总量。因此，考察M1中流通现金（M0）的占比，可以说明人们在交易结算中使用现金的程度。2008年至2019年，我国M1中流通现金（M0）的占比下降了7%。现金使用量的逐渐下降，一方面为我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或许可以减少利用数字货币实施有效负利率政策的阻力。
图：M0/M1变化曲线，现金使用量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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