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是在金融街论坛系列活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梁：央行数字货币连接全球经济”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2021年2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泰国银行（Bank of Thai）、阿联酋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香港货币管理局联合启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2024年6月6日，项目进入最小可行产品（MVP）阶段。
周小川指出，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供应链合作快速发展。包括商业、旅游在内的人员往来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了跨境支付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也暴露了现有支付系统的缺陷。一些缺点。传统上，人们大多使用美元或其他强势货币进行这些跨境支付，这不能完全满足亚洲内部贸易、旅行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
他表示，在支付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成本。还要避免美元流动性不足、美国货币政策与亚洲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不一致带来的麻烦。 ，以及需要应对维护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
周小川表示，为满足上述需求，货币桥项目( )等推动亚洲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我们看到，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中国和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谈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与跨境支付体系的关系时，周小川将现有货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势货币，具有可自由兑换、流动性支持充足、外汇兑换有效、深入等特点例如市场和货币的稳定性。此类强势货币主要是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人民币也在SDR货币篮子之内，但仍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种是准强势货币。这类货币也可以用于跨境支付，但与第一类货币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弱点，需要新的系统来支持。他指出，货币桥目前开发的成员货币，包括人民币、港元、泰铢、阿联酋迪拉姆等货币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第三类货币相对弱势，汇率和外汇市场不够有效，可能面临一定的国际收支问题。该货币的自由兑换程度不够okx，需要外汇管制。
周小川指出，币桥项目的发展需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币种。第一类货币之间的跨境支付已经比较方便。虽然效率和成本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欧易交易所，但提升的空间并不大。第二类货币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满足这些经济体互联互通快速发展的需要。
“如果第二类货币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能够完善，那么一些第三类货币可能会逐渐被考虑。虽然可能有点复杂，但如果双方有合作和支持，也不是不可行。”在货币桥梁上，可以使用强势货币、准强势货币和一些第三类货币，但主要发展方向是加强各国货币的跨境使用。跨境支付对于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护货币主权非常重要。”
他还表示，推动货币桥梁建设需要亚洲央行的支持。中央银行需要制定规则、监督和实施外汇管理。对于许多亚洲经济体来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程度差异很大，而且各国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货币桥项目首先要促进和便利经常项目特别是小额经常项目跨境交易的支付结算。
“因此，我认为这非常符合亚洲经济、贸易和旅游发展的实际需求。需求方是货币桥项目发展的动力。”周小川说道。
周小川还提到，有人认为货币桥梁或其他项目会对美元的地位和使用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我认为货币桥梁主要是填补这个缺口。货币桥梁和美元的使用并不相互排斥。这取决于效率、成本、安全性和用户选择。美元能否继续充当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本身。 “如果美国使用美元作为制裁武器，就会降低其他国家使用美元的便利性。另一个问题是美联储能否为亚洲提供充足的美元流动性。”这让我想起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次贷危机加剧，雷曼兄弟破产。美联储为一些西方国家安排了货币互换。韩国当时也寻求美元流动性支持，但美联储未能为韩国央行提供掉期支持。因此韩国必须寻求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换，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并保护贸易结算。 “此外，美元主导的资产应该是安全的，市场应该是有深度的。”所以，在我看来，货币桥梁与美元或其他强势货币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导向。”
周小川还提到，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的全球金融通信设施多年来成功服务于国际银行间通信，便利了国际贸易和支付。自成立以来，斯威夫特一直强调要保持良好治理和商业中立，即不被地缘政治压力所动摇。自9.11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Swift需要证明它将如何在业务和治理方面保持中立，并为国际银行间通信提供持续有效的服务。他表示，有人认为货币桥项目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能与Swift存在替代关系。 “在我看来，货币桥更多的是一个跨境支付系统，支付系统将继续依赖它。金融电信系统。但跨境电商等小额交易的信息交换提出了一些新的、简化的要求。”
（原标题为《周小川最新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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